昨天晚上又北京咳了，嗓子痒，胸口疼，扯得肺里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北京从5月3号星期五进入轻度雾霾到中度雾霾再到最后不见天日的重度雾霾到今天5月9号星期四刚好一个星期了。时间好遥远，遥远到我快忘了蓝天白云下的感觉。一开始我是不怎么采取防护措施的，出现了间断咳，然后就变得谨慎了，出门带着防毒口罩，现在仍然继续咳。北京的空气真的是到了让人没脾气的地步。
　　 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是今天这样的局面？这不禁也让人想起一个人，一位卓越的建筑师——梁思成。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她们设计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一生吸引了三个优秀的男子：徐志摩、金岳霖和她的真名天子梁思成。才子徐志摩对她的着迷，哲学家金岳霖对她的迷恋，金为了林终生未娶。真是谜一样的女子，谜一样的人生。然而，她始终和梁思成携手一生直至临终。
　　梁思成更是因为林徽因开始了解建筑业，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建筑业，并成为一名著名的建筑师。著名但不一定卓越，在我很主观的看来，梁思成却是一位卓越的建筑师，是我所喜欢的建筑师。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五十年代的方案被领导采取，那么，今天的我们或许不会忍受悲哀的雾霾天了。之所以说或许，答案不那么肯定，是因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万事都要考虑到“中国特色”。我们还是先看看梁思成在五十年代对北京的规划吧。
　　梁思成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并到欧洲各国游历，对西方国家一路走来的城市规划，及发展工业对城市的污染还是摸得很清澈的，所以他在五十年代对中国北京的建设意见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就是对北京古老的建筑加以保护，不能随意拆除或是参杂不协调的形体加以破坏。他说，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古老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们不但美丽，而且在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这些是这座名城的特点。他极力宣扬要保护古建筑的思想，想把北京建设成为像巴黎那样成为一所有名的旅游城市，而不是像伦敦那样成为一处大工厂。
　　他还是建议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位置建在老城以外——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因为他认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应当是全国的神经中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现代政府是一个组织繁复、各种工作有分合联系的现代机构。这些机构加起来约需要六至十几平米的面积。而室内已没有足够的空地。北京的居民所应有的园林绿化面积已经太少。如果将中央政府的机构分散错杂在全城，将不合时代的要求。政府机构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将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还破坏了北京城原有的完美布局。
　　然而他的方案没有被最高领导赏识，也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是要把北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工业大城市。与其说梁思成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不如说他是一位有良知的建筑师。他深知要建一所工业城市所带来的后果，就像当他听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我以后站在这里，要看到的到处是烟囱。”，他说：我听到这句话很不以为然，因为要建设一所工业城市势必会出现环境污染问题、交通堵塞问题，人口密集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他为了不拆除北京的古城墙，和当年所谓的领导吵的面红耳赤。他说，这些城墙都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董，是绝对的宝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他说，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无论他怎么据理力争都没有作用，因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 所以，北京现在除了天安门广场那边还留下短短的城墙外全被拆除。
　　文革期间，当红卫兵闯入梁思成的家对他进行批判时，引用了一位领导人的话：“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赶出北京城去。”
　　领导是住进了中南海，领导也拆除了城墙、城门，领导也建设了一个个工业区，当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一眼望去，确确实实看到的都是烟囱。当年的领导都是对的，所付出的是要下一辈买单。
　　 不知道当梁思成看见今天的北京将会是笑呢，还是哭？
　　 注：这篇文章写的有些断章取义。因为我不太懂得建筑方面的知识，只是觉得梁思成的方案很符合人性。当年是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提出的方案，所涉篇幅较小，所以原谅我在文章中没提及。另外，就我个人而言，确确实实是想看到更多古人留下的古建筑，而不是今天随处可见的现代话的建筑。现在的建筑，无论你去到哪里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古长城，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古城墙，也不是所有的城市具有做几哥朝代的首府。更重要的一点是，不是所有的建筑拆了还能建，即使建了也是纺织品，也是假古董。
　　还有，事实是北京的交通压力，北京的空气质量，实在是让人觉得还是梁思成的方案更科学，更合理，更加得贴近地气。
　　最后附上一副梁思成手绘的关于北京城墙的利用图，聊以慰藉！